东西问·荐书丨观察台湾文学变迁的一个独特视角
核心提示:最新黄色电影网站 对此，诸葛亮有些无奈，但却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加强刘备自身地位的最有效的一环，四大世家已成过去，那些追随刘备的中小世家虽然没有分到蔡蒯两家的田地有些闹心，但实际上刘备也没对他们的田地动手，在这场荆州的局势变动中，这些中小世家依旧属于得利的一方，但人心，总是不会轻易满足的，诸葛亮并不反对刘备这样逐渐扩大自己的掌控力，但绝不该是这个时候，因为平定荆襄，只是诸葛亮计划之中的第一步，接下来，吞并蜀中才是诸葛亮计划中，奠定刘备霸业最关键的一步，只有拿下蜀中，而后才可以与吕布抗衡，这是诸葛亮一直以来主张的原则，也是眼下刘备的重心，而这，需要刘备治下万众一心！ 刘迪知道大家的顾虑，但他不得不“精打细算”。“景区内物资储备其实比较充足，但我们刚刚与外界取得联络，还不确定要在景区内受困几天，只能对物资做谨慎地规划，确保脱困前食物不会消耗光。”busmgf-b0vtfe2mggahcr-rwgdyefx-东西问·荐书丨观察台湾文学变迁的一个独特视角
pg电子网站北京11月11日电 题：观察台湾文学变迁的一个独特视角
——简评《联合副刊文学生产与传播研究》
作者 袁勇麟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副刊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台湾《联合报》副刊(下称“联副”)于20世纪50年代初起，承继中国副刊文学传统，文学生产一直绵延至今。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李光辉的《联合副刊文学生产与传播研究》一书受“南京大学白先勇文化基金”资助，于2022年4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联副”四十年文学生产为研究对象，细致梳理了副刊四十年的文学景象和生成机制，为观察台湾文学变迁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联副”是管窥台湾文学变迁的绝佳窗口。作为台湾最重要的文艺副刊之一，“联副”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生产全过程，培养了众多作家，引领了诸多文学潮流与文类发展，参与了许多重要文学事件，更于不同时期分别创造了灿若星辰的文学景观。本书试图梳理廓清“联副”前四十年文学生产所创造的文学图景，并厘清更深层的生成机制，在我看来有三个特点：
一是全面系统梳理文学史料。
《联合副刊文学生产与传播研究》一书最大的难度与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深入挖掘梳理了“联副”的一手史料，对了解战后四十年台湾地区文学生态，特别是传统报纸副刊与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作家队伍的结构、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变迁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正是基于对一手资料、周边相关史料的深入挖掘，回到“联副”文学生产现场进行考察，作者才能就副刊的文学生产得出独到见解。例如在评价“联副”历任主编时，除林海音、痖弦等知名度较高的主编外，作者对两次短暂执掌“联副”的马各的评价就非常独到：“马各两次短暂执掌‘联副’，难免给人留下过渡性人物的印象，但‘撰述委员会制度’的建立、《联合报》文学奖的实操都在马各手上完成，体现了马各对‘联副’开创性的价值”。再如作者细致考察了“联副”的诗歌生产，详细统计了历年诗歌发表数量：“联副”前十年，只有1959、1960两年的诗歌创作数量接近三位数，其余年份甚至不到两位数，且多数政治意味浓、艺术性低；到1963年“联副”因发表小诗《故事》导致“船长事件”，在一片风声鹤唳中诗歌发表几成禁忌，之后数年间“联副”年均诗歌发表数量甚至低至个位数。作者因此得出结论：“联副”中诗歌创作的成就，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乏善可陈。正是扎实的史料梳理与挖掘，为论著提供了坚实的论据基础，结论才能既新鲜又立得住脚。
二是深入剖析文学现象背后的动力机制。
文学生产与传播不是孤立的存在，任何文学现象、文学变迁的背后都有深层的生成机制。作者并未止步于单纯展示“联副”四十年的文学景观，而是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在文学生产与政治、经济、文化场域的互动关系中，将“联副”各类文学现象条分缕析加以呈现，使“联副”中各类实然文学景象、文学变迁背后抽象的场域运转流程得以揭示。例如作者在讨论“联副”通俗文学的盛行时，对1960年代后“联副”中武侠小说、历史题材小说、言情小说等几个通俗小说高潮连续出现的动因进行剖析，将“联副”文学生产与当时台湾经济场域的互动纳入视野——其时台湾经济增长迅速，教育得到普及，市民中产阶层的范围迅速扩大形成所谓“中产品味”，造就了庞大的通俗文学阅读群体。包括“联副”在内的文学生产平台因应上述变化，大量策划通俗文学供给，故各类通俗文学形态次第风行于“联副”。再如，在解读1980年代中期“联副”大陆文学得到全面呈现时，作者从文学生产与政治场域间的互动入手分析：19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交流在内的两岸交流日益加强，早就号称要将世界华文文学创作都纳入版图的“联副”，补上大陆文学创作这块版图，自然是水到渠成。
三是坚持“中国性”视域观照台湾文学。
作者始终坚持“中国性”“中国文学”“中华文化”等基本遵循，观照“联副”文学生产。比如在讨论“联副”最初几年的文学生产时，作者就关注到“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将其定性为“从承继中华文化中起步的‘联副’”文学生产。
当然作为台湾研究的新秀，李光辉博士在书中的表现还有不足，在视角拓宽、内涵挖掘、意义解读等方面仍有广阔空间。但该书在台湾文学副刊研究中开拓性的价值更值重视，为观察台湾文学变迁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