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起点上建设“高度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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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典 学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我们党历来重视文化建设，矢志不渝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经典作家围绕“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资本的文明面”“现代文明的支柱”等对文明的本质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高度的文明”等概念。重温相关论述，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文明放在人类历史演进的宏大背景中考察，认为文明是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形成的，脱离人类的实践活动，一切文明和关于文明的理解都是空谈。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这不仅在本质上把文明还原为实践范畴，而且指明了文明演进的动力。正因为实践是文明的本质规定，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时，明确把“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比喻成“文明的果实”。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以经济发展推动文化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满怀豪情地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同志要求，“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也有精神生活的丰裕富足，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规定。
文明是“社会的素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必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展开，作为人的实践结果的文明也必然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中生成，体现为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秩序。恩格斯指出，文明是“社会的素质”，这是对文明的社会属性的揭示——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总是能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异彩纷呈的文明成果。
正因看到不同文明“带有因种族、国家、语言、各时代的风俗习惯和装束而形成的特殊色彩”，马克思竭力以超越“欧洲中心论”的眼光看待东方社会，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严肃批评了那种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推广到一切国家的想法，认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这些论述，借阐明文明的社会性，强调了各民族文明的特殊性。
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和中华文明特殊性的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带领人民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新征程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立足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解决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理论，确立文化主体性，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劳动者是“现代文明的支柱”。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说，“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阐明了人民群众在文明创造中的主体性作用。列宁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高度肯定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他指出，“无产阶级用事实表明，它是而且只有它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没有这些新的劳动者队伍，现代的文明社会一天也不能存在”。
把劳动者作为“现代文明的支柱”，是对人民群众文明创造主体地位的形象表达。中国共产党是群众史观的坚定信奉者。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浩瀚的力量之海，也是浩瀚的智慧之海。”这充分揭示了人民在创造文明中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撑作用。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真心拜人民为师，诚心向人民学习，虚心向人民求教，最大限度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全体人民都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进程中去。
利用“资本的文明面”，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基本缺陷，建设“高度的文明”。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文明作用，他提出“资本的文明面”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十月革命后，面对苏俄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情况，列宁认为必须“架设起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通往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桥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他提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
在肯定资本主义为人的发展带来有利条件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一步强调这只是虚假的“文明表现”：“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更是愤怒地指出，“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指明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以戕害人的生命和扼杀人的发展为代价的文明，它不仅对国内工人阶级露出“文明暴行”，也在半开化国家和殖民地现出“野蛮本性”。为把人从资本主义的泥淖中解放出来，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阐述了共产主义的文明特征，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列宁更进一步指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真正达到了高度的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辩证认识各类资本的作用及其限度。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充分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使其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发挥积极效能。(光明日报)